纵观唐代湖南镇的一百多年历史，湖南镇都处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在设镇初期，朝廷通过“裂地分镇”和“转移治所”的手段，来强化中央对湖南的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廷对湖南藩帅的任免有着完全主导权，湖南的地方长官也多顺从于朝廷，甚至有不少观察使以“羡余”的名义而媚上。但在黄巢起义爆发后，朝廷对东南地区失去控制，本地土著势力的崛起使得湖南镇走向实质化的独立，但由于湖南镇实力不如周边许多强藩，故在名义上还要听奉于中央朝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马楚政权。

同时，湖南镇作为东南藩镇之一，在唐朝后期一直是朝廷的重要粮仓，对中央本身而言就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湖南镇北与鄂岳镇、荆南镇相接壤，东边毗邻的是江西镇，西到黔中镇，南通桂管和岭南镇，身处长江中游藩镇和岭南诸藩镇之中的湖南镇长期扮演着制衡与协作的角色。直到唐末大乱，湖南镇与周边势力才转为对抗关系。

湖南镇与中央之关系

朝廷对湖南镇的控制

唐朝对湖南镇一直都较为重视，从废镇四年后复置湖南镇即有体现。上元元年，时吕諲坐镇荆南，在平定了襄州军乱后，为避免该区域再次斗争，山南东道的江陵和襄州地区需要需要一较为强大的地方官员来控制，同时，由于荆襄地区因战乱而导致地方势力削弱，唐代宗答应吕諲扩增属州的请求，于是将周边的一些属州划入道荆南镇。

这种扩充地方藩镇实力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朝廷的利益的，即便是被后世诟病为“姑息藩镇”的代宗不可能一直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理，荆南镇的扩充属州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吕諲德高望重，朝廷自然是不好对荆南镇动手削藩，广德二年，卫伯玉担任荆南节度使后，代宗趁机将衡、潭等州从荆南镇中分出，再次在衡州设镇领湖南七州，即湖南观察使。

自设镇之初时，朝廷就采取“裂地分镇”和“转移治所”的手段来弱化湖南镇的地理优势，使湖南在军事地理上而言，存在先天之不足，湖南七州难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

同时从藩帅任免上来看，湖南镇之长官多为文人出身，基本都对朝廷忠心耿耿，且在闵顼以前唐都未给湖南镇藩帅“加节”过，即便湖南发生军乱也如此，从这点来看也能一窥唐廷对湖南的控制情况。直到黄巢起义爆发后，东南地区走向混乱，同时湖南镇地方军人势力借机开始崛起，唐廷才逐渐对湖南镇失去控制力。

湖南镇对中央之态度

湖南镇之藩帅历来都对中央朝廷颇为恭顺。建中年间，“福建观察使鲍防、湖南观察使萧复让宪官，从之。至是除韩滉苏州刺史，杜亚河中少尹，而领都团练观察使，不带台省兼官。”安史之乱以后，方镇长官必定会兼任中央台省官，萧复等人带头裁去台省衔，有向中央示好之意。湖南镇不少藩帅存在着盘剥地方百姓，进献财物而媚上的情况，官员以各种名目向

中央求得恩泽，在德宗时已很常见。当然，这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严重依赖情况也有很大关系。地方方镇长官常于常赋之外再加摊派，征收杂科，以达羡余进奉之目的，这种情况在各地多有发生。唐后期所谓的“羡余”，是唐代地方官员以两税盈余为名义，向皇帝进献的钱财。这部分征收的税款直接由皇帝直接掌控，收入内库，曰“琼林大盈库”。

依黄楼之研究，德宗时羡余情况就很严重，到大中年间，羡余的数量多少成为考核地方州镇长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如果羡余多，朝廷会对地方长官有嘉奖，地方官员就有机会得到升迁。羡余的风气，在唐后期非常严重，地方官员向朝廷羡余的情况很普遍。

湖南镇与周边势力之关系

湖南镇荆南、鄂岳镇及江西三镇之关系

前文已有提及，湖南镇的前身，衡州防御使，就是江西节度使、荆南镇“裂地分镇”后的产物。节度使，本为唐朝在边境设立的军事统辖区之最高长官，其设立的意义在于加强对边境军事事务的处理应对能力。

由于唐廷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久化，至天宝时已增加到十节度使。天宝十四载，爆发安史之乱后，战火引向中原，唐朝的腹地成为战争前沿，这导致唐廷不得不在中原广设新的藩镇以应对，刺史皆治军戎，要冲大州多设节度使。江西节度使就是这种社会情势下的产物。

江西节度使的前身便是江南西道，其统辖基本为原江西道之属州。由于江西节度使控制范围太大，唐廷亦为了避免新的割据产生，在战事平息后常把节度使降为观察使，故江西节度使一分为四，即鄂岳观察使、衡州防御使、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其中澧、朗二州割归荆南镇。

此后，由于襄州军乱的出现，荆南镇实力颇为受损。军乱结束后，为保证荆南镇对山南东道地区的控制力，唐廷接受吕諲的建议，将一些州郡划入道荆南镇的管辖范围，衡州防御使也被划归到荆南镇。但这又导致荆南镇管控范围过广的局面，在卫伯玉接替吕諲担任荆南观察使后，衡州防御使又被分出，复镇。

湖南镇与西南诸藩镇之关系

“南通岭桥”向来被认为是湖南镇最重要的地理交通属性，湖南地区一直是中原沟通岭南地区的纽带。同时，因地理位置使然，湖南镇属于唐朝西南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湖南镇与西南诸藩镇有唇亡齿寒之关系，岭南区域只要“一有不靖，湖南且乱”。因而，湖南镇与西南等藩镇的关系非常密切，该镇对维持唐代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首先，湖南西部、南部有许多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的隔阂以及地理交通上的不便，唐朝很难对其进行稳定的管控，他们时叛时服，唐王朝对其一般采取羁縻政策统治，以酋帅统之。唐代湖南镇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爆发多次少数民族和唐王朝对抗的情况。这种易爆发叛乱的隐患，甚至到明清时期依旧存在，“湖南地接溪洞,贼人恃险负固,叛服不常”。

由于东南藩镇军力大多较弱，这是唐廷为避免东南出现割据而作出的社会考量。而湖南地少数民族一有斗争，湖南镇难以依靠本镇军事力量独立解决，而必须和西南诸藩镇谋求合作来应对危机。

唐代湖南镇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虽然湖南七州经过隋末大乱，人口有一定损失，但从唐朝国家草创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一百多年里，由于国家社会环境较为稳定，湖南镇的人口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安史之乱爆发后，湖南地区相比于北方也更加安全，故多有北方移民迁移到湖南地区，即便唐后期湖南地区有数次地方叛乱的发生，故人口得到进一步增长，直到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湖南整体才出现人口凋敝的情况。

人口的增加导致劳动力力的增多，湖南地区在唐代耕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工商业均有所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湖南文化水平的进步，湖南常为社会上失意官员的贬谪所在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文人出身，他们到湖南后，有不少对湖南地区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同时，由于唐后期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高，湖南各州对地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官学和私学的数量都有增长，这导致唐后期湖南七州进士数量有较大的增加。

湖南镇的经济发展

唐代湖南七州人口数量的增长

隋唐时期，是湖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影响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的增长。历经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混乱，其间虽有不少北方流民侨客流落到湖南，但对湖南地区的开发有限。

隋文帝共同我国后，为湖南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隋文帝通过社会改革，以及对民生的重视，整个国家在开皇年间有很大的人口局增长，根据《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六千五十六”。

湖南七州经济水平的提高

唐代时关中的地狭人多的情况，长安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已是不争事实。为解决关中粮食问题，对东南之漕粮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严重。唐后期，朝廷的大部分赋税来自于东南地区。而作为东南藩镇的一员，湖南镇长期都是朝廷的一个重要粮仓。

其实，在萧梁时期，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就已经颇高，虞世南在其《北堂书钞》作如下评价：“湘州七郡，大諏所出，皆受万斛。”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湘州七郡”，应包括岳州、武陵等地，由于这些地方处在洞庭湖平原，粮食产量高湜很正常的。而广大的湘西、湘南地区，农业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而在代宗宝应二年，刘晏致元载书云：“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刘晏这段话语，很清晰地表明了湖南潭、衡地区农业水平的发达，两地粮食供应非常充足，在整个国家的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

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唐代超过了很多地方，有载：“巡察米价，其江西、湖南，地称沃壤，所出常倍他州。”而京畿地区一有饥荒，湖南镇的粮米又常称为国家的救济粮。如贞元十一年时，中原地区天灾加人祸，使得本地饥荒遍地，社会生产的荒废导致粮食生产的停滞，关畿出现了米价过高的情况，为解决地方百姓生计，朝廷急需仰仗湖南和江西的粮米。

乃至到唐僖宗时，依旧在诏书中写明“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李商隐也对湖南的粮食产量有极高的评价，“国用取资,终赖江、湘之入”。

唐代湖南镇的文化发展

流贬官员和文人对湖南镇的文化贡献

唐代贬官问题，早在八重洋津平时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依其所论，贬官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其往往由于社会斗争、系攻讦或者是行政制裁等因素，而遭到官职或者身份上的处罚，其一般体现为品阶由高降为低，由中央改任到地方。

梁瑞在其论著中对贬官之定义更为准确，即贬官为“因各种原因受到降职处分，因各种因素受责，最后由中央改派地方或由重要部门改迁非重要部门的官员。”

安史之乱后湖南七州的科举水平之提高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深刻的影响了我国一千多年历史。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始于汉代，这种选拔模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但湖南镇所辖区域的科举取士的数量对比只能是和该镇自身的纵向对比。和周边其他东南藩镇横向对比，湖南镇的文化基础还是较为薄弱。在唐代就整个大的江南地域而论，进士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苏、润地区，闽江流域的福、泉地区以及赣江流域的袁州区域。

同时，湖南镇出身的进士，大多最后官位不高，最高的也不过吏部侍郎。由于唐代士人在成为进士后，不可以立刻做官，只是拥有了做官的资格。本人还要经过吏部铨选，选拔通过后才可以正式任官，即所谓“释褐”。

由于官阙和选官人数之间的矛盾，许多士人常只能待选在家。且唐代的科举取士数量还不想宋以后那么大，制度也不甚完善，寒门士人依旧与高门士族在官阶升迁方面有巨大差距。这导致有很大一批士人都被迫进入地方幕府，成为幕职僚佐。如胡曾在中进士后，曾担任过西川节度使高骈的掌官员。就整体上而言，唐后期湖南七州在科举数量上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延唐出现了连续三代中进士的科举家族，这是殊为不易的。

唐初时，以行台，都督府为地方最高的行政机构，朝廷在湖南地区设立潭州都督府以统辖诸州。贞观时，唐开始逐步设立道来统御州县，湖南七州初归江南道，江南道分为东西后，湖南归于江南西道（连州后为岭南道所属）。自玄宗开始，唐朝在地方广设节度使，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为了平叛，不得不采取以藩制藩的策略，在要冲大郡设立新的藩镇，以维持地方政局的稳定，藩镇体制应时而生。湖南镇就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被朝廷所设立。

由于江南西道节度使辖州过多，朝廷为避免其坐大，而将其一分为四，降节度使为观察使或防御使，其中便有湖南镇之前身衡州防御使。虽然在上元二年为恢复荆南镇之实力而将湖南七州并入荆南镇，但同样为了避免荆南镇坐大，很快有复置湖南观察使。湖南镇统辖衡、潭、道、郴、邵、永、连七州，其主要位于湘江、资水流域附近，对于联系长江中游、洞庭湖平原和岭南地区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唐廷对东南地区赋税有很严重的依赖，作为东南藩镇之一，湖南镇也是唐廷的重要财赋来源。故湖南镇在创立之初时就受到中央的重视，并采用多种方法来保证朝廷对湖南镇之掌控。如通过“转移治所”的方法，使朝廷能对湖南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唐朝中央亦采取“裂地分镇”的策略，使得作为湖湘北门户的岳州独立出湖南镇的管辖范围，避免湖南镇依靠地势而割据的可能性。